沈建光：2023年消费有望回暖，但需要政策进一步加力

2022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内需不振和外需回落的共振冲击，其中消费大幅走弱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拖累。结合最新数据，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继2020年后再度萎缩，受此影响，全年GDP增速大概率降至3%以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政策层不断释放积极信号，但各界对2023年消费复苏情况仍存在较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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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2023年消费有望回暖，但复苏程度还面临较多不确定性，需要政策进一步加力。建议加大中央财政对消费的支持力度，通过支持各地发放消费券、加大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补贴、发挥平台企业消费放大器作用、加强财政支持与金融服务联动等方式，推动消费复苏。

四大因素导致消费负增长

2022年1~11月，社会零售总额累计同比下降0.1%，显著低于2021年同期的4.0%（2020~2021两年复合增速）和2019年同期的8.0%，全年大概率负增长。其中，各品类增速全面回落，可选消费和接触性聚集性消费尤为疲软。疫情反复不断、就业收入承压、消费信心不足、收入分化扩大日益成为制约消费复苏的四大因素。

一是疫情持续限制消费场景，阻碍人员流动。2022年4月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疫情暴发期间、10月以来各地疫情持续高发期间，社零增速均大幅下滑至负区间。2023年元旦假期，国内旅游人次和收入分别只恢复至2019年元旦假期的43%和35%。

二是企业经营承压，结构性失业突出，收入增长放缓。一方面，2022年以来，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加大，民营工业企业利润持续负增长，导致企业进一步压缩各类开支。据国研中心研究机构的测算，2022年前三季度社会集团消费增速持续为负。另一方面，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企，16~24岁失业率维持在17%以上的高位，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放缓，极大限制了消费能力。前三季度居民收入累计同比为5.3%，低于2021年同期的7.1%（两年复合增速）。

三是消费信心明显转弱，居民部门主动“去杠杆”。抗疫三年持续消耗叠加就业收入预期转弱，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表现为储蓄意愿大幅增加、消费意愿大幅降低。

四是不同群体的收入分化拉大，制约消费回暖。一般而言，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因此收入分化扩大不利于消费潜力释放。而疫情以来，城镇和农村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均有扩大。根据收入五等分划分，城镇前20%高收入户与后20%低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019年的5.9提升至2021年的6.1，农村前20%高收入户与后20%低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019年的8.5提升至2021年的8.9。

此外，2022年前11个月，金银珠宝类零售三年复合增速达8.1%，明显超过整体限额以上商品零售增速（4.6%），或反映疫后高收入人群受冲击相对更小，奢侈品消费总体呈现较快增长。

积极政策支持下全年社零有望复苏

展望2023年，防疫政策放开、宏观政策稳增长、产业政策重发展对消费增长形成正向支撑，但疫情演变、政策力度、房地产修复还存在不确定性，叠加一系列中长期因素的制约，笔者对2023年消费保持谨慎乐观：预计低基数下全年社零增速将回升至6%左右，两年复合增速在3%，回到疫情前趋势水平的难度较大。

首先，防疫政策全面放松，消费场景限制减少。目前正处在防疫政策明显放松的“阵痛期”（海外经验在2~4个月），全国感染人数激增，居民出行减少、消费场景受限。预计一季度消费会面临较大冲击，增速可能延续弱势。

在经历短期阵痛后，伴随消费场景恢复、生活回归常态，预计2023年二季度消费将出现明显反弹。从疫后亚洲各国消费复苏经验来看，疫情防控明显放松后商品和服务消费均有回升，前期下滑幅度较大的服务消费修复弹性更高，预计接触性服务消费（如餐饮、住宿、交通等）将有明显改善。

其次，政策重心转向“稳增长”，就业收入逐步改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了诸多积极信号，包括政策重心聚焦稳增长和促发展、扩大内需成为稳增长的重点、将提振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等。会议强调“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不过，促消费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仍待观察。疫情暴发以来，宏观政策对消费的支持较为有限。尽管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扩大国内需求的优先位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但2023年大规模消费刺激政策（比如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支持地方政府加大消费券发放）是否在政策考虑范畴内，还有待观察。此外，购置税减免政策刺激效果不断递减，加上燃油车购置税减免政策面临退出，2023年汽车消费不容乐观。

综上所述，伴随防疫政策全面放开和稳增长政策落地见效，中国经济有望在2023年二季度迎来反弹，进而带动居民就业、收入逐步改善。但消费能否持续恢复还要看刺激政策的力度和实施效果，以及居民消费信心的恢复情况。

再次，房地产、平台等产业政策强调发展，市场信心有所提振。政策基调的积极变化对于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意义重大。

对于房地产消费，在“保交楼”和房地产融资“三支箭”支持下，预计2023年商品房交付加快将推动家电、家具相关消费逐步回暖。考虑到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整出现三大结构性变化——“实物量”跌幅超过“价值量”、开发端跌幅超过销售端、拿地开工跌幅超过资金端，供需两端困难重重，市场企稳回升的进程不会太快。预计到2023年下半年房地产消费恢复才能有所加快。

消费率偏低、消费倾向下降、人口老龄化、城镇化放缓等中长期因素，将一定程度制约消费复苏。

首先，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依然偏低，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仍需时间。2020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为38.2%，明显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包括主要新兴经济体）。

其次，近10年来全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现长期下滑态势，不利于消费回暖。

再次，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创1949年来新低；净增人口48万人，创1961年来新低。

最后，2021年我国新增城镇人口仅为1205万人，创26年来新低。城镇化通过收入效应、示范效应、集聚效应和结构效应对居民消费率起到正向推动，城镇化放缓也将阻碍消费改善。

加大中央财政对消费恢复的支持力度

鉴于基建投资的带动作用有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2023年政策支持重点需要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即在退税减税纾困中小企业、政策性工具支持基建投资的基础上，加大中央财政对消费的支持力度。具体来看，有四方面政策建议：

一是通过中央财政或发行特别国债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支持地方政府加大消费券发放。借助“中央财政+地方补贴+企业折扣”组合模式，放大消费券杠杆效应；同时，考虑到企业经营承压下不断压缩开支，可以对零售企业和物流企业延长此前扶持政策，如减免和推迟企业税费和社保的缴纳，以及出台针对企业采购端的消费券。近期，成都已经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发放了“科技创新券”。

二是对于绿色智能家电手机电脑下乡和以旧换新加大财政补贴。2022年7月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手机等消费若干措施出台，在改善家电消费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建议借鉴乘用车购置税减免政策，将财政“真金白银”支持与刺激家电手机电脑消费有效结合，加大绿色智能电器下乡和以旧换新财政补贴，同步推进这些主流消费产品增长与升级。

三是高度重视平台企业的消费放大器作用，充分释放线上和新型消费活力。出台支持平台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举措，发挥平台企业特别是兼具实体性、科技性、平台性和产业生态性的新型实体企业在消费和服务方面的作用，加快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推动传统消费与新型消费共同发力。

四是加强财政支持与金融服务的联动，鼓励消费信贷创新发展。建议在财政发力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与平台企业、科技企业开展消费信贷业务合作，发挥金融科技创新、信用赊购服务在促消费和防风险方面的积极作用。

（作者系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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